摘 要：女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海外传播的历史不过四十年，但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績。本文将女书海外传播这四十年分为前、后各二十年，二十年为一个阶段。通过对这两个阶段传播事件发生频次、传播途径以及传播影响的梳理，指出目前女书海外传播面临的几大问题，并结合当下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尝试对新时期女书的海外传播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女书；海外传播；现状；问题；建议

女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我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评价为“中国文化深山里的一朵野玫瑰”[1]。女书常常被等同于“女字”，即一种酷似“长脚蚊”（另说“蚂蚁”）的文字，字形瘦长，呈菱形，右高左低，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画，是一种表音文字，可用当地的方言土语吟诵或咏唱。但从广义上来说，女书是一种以“女字”为代表的文化现象，“包括产生这种文化的人文地理、女书流行区域各种风俗习惯以及用女书文字写成的作品和写有这种文字的物体”[2]，如坐歌堂、结老同、花山庙会、斗牛节、三朝书、扇书、纸本、绣帕、花带、读纸、读扇等。本文论述所指为广义的女书。

一、女书海外传播的现状

女书海外传播指的是我国境内发生的、民间或政府层面进行的面向国际社会人群的女书文化信息的交流活动，以及发生在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或其他国家有关女书的文化信息交流活动。女书海外传播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7月，严学窘与宫哲兵合撰的《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被提交到在美国召开的第16届国际汉藏语学术会议，引起了国际汉藏语言学家的极大兴趣，被称为‘一个惊人的发现”[3]。至今，女书海外传播历时四十年。为便于阐述，本研究将1983－2002这二十年定义为第一阶段，2003－2022为第二阶段。通过对这四十年女书海外传播事件的统计调查（详情见笔者所撰《女书海外传播调查（1983－2022）》一文）发现，这两个阶段在传播事件发生的频次、传播的途径以及传播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异。

（一）第一阶段（1983－2002）

现有统计数据显示，本阶段女书海外传播事件共53个，平均每年2至3个。传播的途径可以归纳为学术交流、传统媒介、新媒体、传人走出去四类。学术交流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包括论文、专著、演讲、课题、研讨会、专题报告等在内的传播事件共计30个，占本阶段传播总数的57%，国内外学术圈对女书海外传播做出过积极贡献的学者有赵丽明、宫哲兵、周硕沂、谢志民、邹建军、刘斐玟、史凯珊（美）、远藤织枝（日）等。其次是传统媒介，主要以报纸、杂志、影视为载体进行新闻报道或专题介绍。《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妇女》《今日中国》等的海外版以及部分国外媒体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均对女书进行过报道。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专题片《奇特的女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播出。本阶段通过传统媒介传播的事件共计20个，占比38%。新媒体在此阶段只是初现，数据追踪到的2个海外传播事件中，一个还与学术活动有关，即1995年美国亚马逊图书网站上发布了女书新作We Two Know the Script： We Have Become Good Friends的简介，另一个是美国威廉姆斯学院网站发布的一则新闻通讯Nüshu or Women's Script： The Tale of a Secret Language（2002年）。传人走出去的传播事件仅1个，1997年冬，女书传人何艳新受日本学者远藤织枝的邀请远赴东京、大阪参加女书研习会，诵读女书并展示女书作品，这是一次民间自发组织的文化信息交流活动。本阶段的传播高潮发生在1986年，共有7个传播事件，其中6个均是通过传统媒介途径。还有一次小高潮在1989年，共6个传播事件，4个是通过学术交流途径。这一时期女书海外传播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学术圈。自1983年女书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亮相以后，海外学术圈刮起了一股研究女书之风，最有名的当属美国的史凯珊和日本的远藤织枝。史凯珊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申请了多项课题，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女书，是美国女书学的奠基人。远藤织枝是日本文教大学的教授，曾多次专程到女书发源地江永进行考察，发表论文并出版专著，在日本国内组织女书研习会，积极促成“女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为日本的女书学奠定了基础。作为海外学者，她们既是女书传播的受众，又是女书传播的主体，影响并促成了一大批海外人士对女书的关注和重视。同期，我国台湾的姜葳、刘斐玟、郑至慧以及法国的裴书馨、德国的艾娃、英国的Ilaria Sala、美国的梅东篱、日本的长尾一郎和刘颖等都到过江永考察研究女书。

（二）第二阶段（2003－2022）

统计数据显示，本阶段女书海外传播事件共计131个，几乎是第一阶段的2.5倍。传播的途径更多样化，归纳起来可大致分为七类：学术交流、传统媒介、新媒体、传人/宣传大使走出去、艺术创作、外交和其他途径。新媒体网站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包括各大内容平台发布的推文、转帖以及YouTube网站上以个人或组织机构账号分享的短视频。这一时期发生的新媒体传播事件共计67个，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学术交流在此阶段地位急剧下降，尽管有27个传播事件发生，但占比只有21%，相比第一阶段下降了36个百分点。传统媒介的地位也急剧跌落，二十年间通过报纸、杂志等传统纸媒和电视等渠道传播的事件只有12个，占比仅9%。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传人的作用日益凸显，本阶段传人走出去的传播事件上升到6个，其中5个由官方牵头组织。再加上2018年江永县政府授权的女书宣传大使陈立新跟随湖南非遗团队到意大利米兰举行女书非遗展览，使得这一时期传人/宣传大使走出去的传播事件达到7个，比第一阶段多6个。

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女书开始与其他领域互通、融合，产生了一些跨领域的艺术作品。如2005年，美籍华裔作家邝丽莎出版了以女书为题材的英文代表作小说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雪花秘扇》），2011年好莱坞根据此小说拍摄了一部同名电影在40个国家公映，“将女书这一蒙尘已久的神秘边缘文化推向了全世界”[4]。再比如2013年，世界级音乐大师谭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创作出交响音乐诗《女书》，在费城、东京、墨尔本等地巡演，激发了更多海外人士对女书的关注。除了小说、电影和音乐创作，一些艺术设计如陶艺、服装等也融入了各种女书元素。调查数据显示，与艺术创作途径有关的传播事件共7个，虽占比只有5%，影响力却显而易见。

外交也是本阶段独有的传播途径。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赠送女书书法作品；2019年，在“第五届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活动中，女书作为重点文化之一，向来自16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展示了非遗的魅力。尽管通过外交途径传播的事件只有2个，但在女书海外传播史上意义重大。

其他途径是指无法归为以上任何一类，彼此之间共性不明显的传播方式，如女书以“全世界最具性别特征文字”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2005）、统一码联盟确定将女书加入Unicode并随Unicode10.0版本正式发布（2016）、意大利青年汉学家Giulia Falcini在意大利多个城市举办女书作品展（2020）等影响力较大但无法归类的事件共9个，占总数的7%。

本阶段的传播高潮有两次，一次是在2004年，另一次在2015年，每年都有12个传播事件发生。总的来说，相比第一阶段，本阶段女书海外传播呈现出传播事件发生频次更高、传播途径更多元化、传播主体官方层面参与更多以及传播影响面更广等特点。

二、女书海外传播面临的问题

随着女书海外传播影响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海外人士对女书有所了解，有的甚至积极投身于女书在他们自己国家的传播与推广，可以说，四十年来，女书的海外传播卓有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女书海外传播仍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一）当地政府宣传部门忽略了对“女书数字博物馆”海外模块的建设

打开“女书数字博物馆”官方网站，发现只有中文信息供阅读，尽管网页最上方一栏列有9大信息板块，但有的板块信息还不完善，“生态博物馆”和“女书云课堂”这两个板块甚至仍是空白。数字博物馆本应是海外受众认识并进一步了解女书最便捷的渠道，但该网站连最基本的英语信息都未提供，想要讲其他语言的人们来认识了解女书就更不可能了。而且，笔者曾经到访过位于江永县浦尾岛上的女书生态博物馆，发现里面几乎所有展品的介绍都是中文，唯一的一份中英文宣传册的英文还错误百出，令人哑然。笔者还注意到，女书生态博物馆在2016年入选了湖南省涉外参观点，2020年又成为首批湖南省华侨文化交流基地之一，加上江永县政府这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为女书申报世界非遗所做的努力，足见当地政府对女书海外传播的重视。然而，反观女书数字博物馆建设滞后的现状，不得不令人深思。

（二）女书的学术价值挖掘正遭遇瓶颈期，其在海外学术圈的影响力日渐衰微

女书海外传播始于学术交流，毫不夸张地说，学术交流在女书海外传播的第一阶段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有关女书的学术交流传播事件数量减少，发生频次明显降低，影响力也不及随着科技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媒体。除了像史凯珊、远藤织枝、刘颖、刘斐玟等学者继续在女书领域进行学术耕耘之外，其他涉及女书海外传播的学术事件大多只是“昙花一现”，贡献的学术成果也远不及第一阶段耀眼。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女书的学术价值挖掘遭遇了瓶颈期，国内学术界有关女书的研究大多脱离了女书本体，导致其在海外学术圈的影响乏善可陈。

（三）由于文化差异，女书中一些原本健康、乐观的思想元素在传播过程中被曲解甚至被误读

“结老同”和“吟诵女歌”是女书文化的代表性习俗。“结老同”本是指同年出生且长相脾气相近的女孩子立誓结为姐妹，承诺彼此一生相互照顾、相互关心，即使各自长大成家以后也能推心置腹，永久交往。但在女书海外传播过程中，“结老同”却被曲解为同性恋文化，原本“姐妹情深”的思想价值被淡化甚至抹灭。“吟诵女歌”是指女书发源地的妇女群体用当地的方言土语吟唱、诵读她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用女书文字创作的女歌，既有对悲苦生活和命运的控诉，也有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对美好品德的赞美。然而，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女歌往往被打上“苦情”的标志，当地女性通过女歌来泣诉苦情的一面被无限放大，而她们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乐观积极的态度却常常被忽略。毋庸置疑，在国家倡导“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并解决。

三、新时期女书海外传播的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再结合当下我国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本文尝试对新时期女书海外传播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推动“女书数字博物馆”海外模块的建设，利用新媒体手段加大女书对外宣传的力度。地方政府可以授权有关部门与省内一些长年开设外语类专业的高校进行校企合作，通过项目招标方式签署合作协议，甲方为乙方提供实习平台，乙方为甲方提供数字博物馆网站各大信息板块的外语翻译文本，如英语、日语、韩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同时，利用新媒体技术为数字博物馆各大信息板块增加多模态呈现功能，如制作视频短片、动漫等，使信息的传播更直观，更容易抓住受众的眼球。

其次，拓展女书本体研究的维度，进一步挖掘女书的学术价值。女书文学是中华民俗文学的一部分，是江永县及周边地区女性群体自创的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说唱文学，包括书信、歌谣、唱本、抒情诗、叙事诗、祷神诗、柬帖、谜语等。可以结合国内外有关民俗文学的研究成果去深挖女书文学作品，多角度、多方位探讨女书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在当前国家提倡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女书文学的译介和传播也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最后，积极开展女书文化对外交流活动，立足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健康美好的传统文化形象。因文化差异产生思想道德观念及价值取向碰撞在所难免，主动开展对外交流可以化解这种冲突和误解，促使不同文化之间达成互解、互谅、互鉴。譬如，定期在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女书交流活动，以女书书法展示为契机，带动女书文化习俗在当地的传播。同时，制作一些影视短片，着力宣传女书代表性习俗中表现中国传统女性坚强、善良、乐观的方面。

四、結 语

过去四十年，女书海外传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女书从默默无闻到走上国际舞台。有关女书传播的话题是学界关注较多的热点之一，但单独从海外视角进行探讨的几乎没有。本研究聚焦女书这四十年在海外的传播，通过对其前、后各二十年传播现状的梳理，指出女书海外传播目前面临的问题，并尝试对新时期女书海外传播提出了几点建议。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受语言限制，本研究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女书在一些非英语国家和地区传播的数据被遗漏了，这是本研究的遗憾所在。

参考文献

[1] 赵丽明．传奇女书：花蹊君子女九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209.

[2] 谢明尧，贺夏蓉．女书习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25.

[3] 谭世平．江永女书的跨文化传播对策思考[J]．新闻研究导刊，2021，12（10）：80-82.

[4] 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