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周史君墓不仅是入华粟特人在中原成为贵族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北朝各个宗教文化融合的珍贵素材。关于史君墓石椁南壁四臂神的身份，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四臂神形象的分析和对其他相似形象的对比得知，四臂神原型可能是南方毗楼勒叉天王和北方毗沙门天王，加之供养人自己的要求以及工匠根据佛经的自由发挥，衍生出史君墓四臂神这样的形象。对于史君墓四臂神身份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加了解粟特人的信仰以及粟特地区特殊位置的复杂性。

关键词：北周；史君墓；四臂神

一、北周史君墓石椁的发现及其四臂神的图像

（一）北周史君墓的发现

2003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井上村东发掘出了北周史君墓。该墓与北周安伽墓相距约2公里。墓内有一石椁（图1、图2），石椁上采用浮雕彩绘贴金以作装饰，图像及题刻内容涉及汉文化和祅教文化，题刻文字为汉字和粟特文双语。据石椁上的题刻记载，墓主姓史，为北周凉州萨保。[1]史君墓石椁现藏于西安博物院。

（二）史君墓石椁南壁四臂神形象

本文探究的四臂神图像仅是石椁南壁的两幅占比较大的四臂神高浮雕。左侧（以观者为准）的四臂神（图3、图5）总体呈威严状，图像顶部有残缺，头戴莲花宝冠，束发，头发向上呈火焰状，浓眉，闭眼，蓄八字胡，下巴也有胡须，两耳垂至肩上，耳垂有耳环。有项圈，项圈坠三颗宝珠，身着甲胄，肩上生四臂，皆有兽首吞臂，其中两臂上举，手上持物，左手旁有一残缺兽面，另外两臂作叉腰状，胸前有人字纹饰，圆形护胸。腰缠衣带，下身着袍，胯下袍裙上饰有一兽首，膝盖到小腿处有类似于兽首吞臂的装饰，兽首为大象，赤足。四臂手腕和双足脚踝处均有镯子装饰，双足踏于蹲坐的小鬼手上。小鬼头发呈火焰状向上，面容较为年轻，颈带项圈，上身赤裸，下身着红色袍裙，赤足，两腿分开蹲于地上。右侧的四臂神（图4、图6）的形象与左侧四臂神形象相似，除四臂神整体动态、面部特征以及手持宝珠外，四臂神的冠飾、甲胄、服饰以及脚下所踏小鬼与左侧四臂神基本相同。此神头歪向左侧，额头有皱纹，眉间有圆形装饰，阔嘴有獠牙外露，两只右手都持有宝珠，下方左手作持珠状，但由于与项圈下方宝珠重合，并不能判断左手是否持珠。左腿微抬，右胯顶出，动态较大，下方小鬼面容较为苍老。

二、四臂神图像流源简述

（一）四臂神在印度本土的流传

四臂神图像脱胎于多臂神，多臂神起源于印度。印度对多臂神的向往之情始于吠陀时期“人们期望着充实的生活。他们祈求神祇允许用异于人类的肢体使他们长命百岁”，由此可以看出信徒对于多臂神形象的崇拜和向往。在贵霜帝国时期，制作多臂神雕塑已经十分普遍。其遗例散见于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多臂神兴盛于笈多王朝时期，因为笈多王朝提倡佛教，也推行兴都教，而兴都教的前身婆罗门教所信奉的诸神，如毗湿奴、湿婆神、大梵天等神祇都是多臂的形象。四臂的毗湿奴神信仰，流传的时间相当久远。在印度教的图像学中对四臂形象有着具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叫作“查图布贾”（Chaturbhuja）。一些印度教的神灵经常在雕塑或壁画中被表现为有四只手臂的造型，四臂被认为象征着神性和力量，象征着对宇宙的统治。

（二）四臂神在丝绸之路的传播

多臂神首次见于印度本土之外是在2-4世纪发行于西北印度和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贵霜钱币上：一位融合了《阿维斯塔》（Avesta）的伐由（Vayu）的四臂湿婆。[2]娜娜女神在祆教中也呈现四臂形象，这可能直接从印度进入粟特的图像中演化而来。在粟特地区，娜娜女神的四臂形象首次出现在片吉肯特Ⅱ号神庙中。一组银碗描绘了娜娜女神，她坐在狮子坐骑上，四只手中的两只高举日月。银碗上的花剌子模语铭文表明其也属于该地文化，说明四臂神的形象不断地在丝绸之路上流传。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和宗教造像中，也有着不少关于四臂的记载和实物。在佛经当中也有描述四臂这一形象特征的文字出现。如金刚智所译《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说：“若求不二法门者，应观两臂；若求四无量，当观四臂。”又如在天息灾所译的《大摩里支经》中：“东、南、西、北四方菩萨均系‘四臂。”论实物来说敦煌的壁画则为典型，如莫高窟第321窟的《宝雨经变》壁画里有毗湿奴、自在天、梵天、四大天王等。

这些文献、图像充分说明四臂形象自印度而来，以佛教传教为媒介，传向中亚、西亚以及中国，为本文论证的结论提供了历史可行性。

三、史君墓中的佛教元素

本节从北周史君墓石椁浮雕图像出发，分析北周粟特贵族墓葬中的图像，对粟特贵族墓葬中的佛教元素进行考证。

史君墓既是将祆教作为主要文化谱系的墓葬，又是以其他文化、宗教因素，如中原文化、佛教等为补充的综合墓葬。从墓葬当中找到以下关于史君墓图像有佛教影响的佐证：荣新江教授通过对史君墓石椁西壁描绘的粟特商队进行详细考证，结合文献和图像，探讨了4世纪初至8世纪中叶粟特商队的成员、规模和种族构成。商人信奉祆教神灵，可能刻画在毛毡等物品上，以求庇佑。但有时也向佛教菩萨祈求，与丝绸之路佛教僧侣接触，一些商人可能皈依佛教。莫高窟第45窟南壁壁画描绘胡商在遇强盗时寻求菩萨庇护，强调虔诚念经克难。

具体看墓葬中的装饰图像，发现墓中图像很多参考了北朝石窟的艺术特点，其中也有对佛教艺术的借鉴。石椁浮雕中有大量莲花、忍冬、飞天、祥云等佛教主题的纹样。例如：在位于甬道北端的石门门楣上，雕刻着一个四臂神、神兽和鸟首人身神的图案。这三组图像之间通过缠绕的忍冬纹相连接，边缘则装饰着白色的联珠纹。左右的门框上刻有两组飞天图案，每组有五个人物，而门框的最下方则各有一位守护神，它们之间通过缠绕的葡萄纹相连。门的扉上绘制了三个飞天图像，周围装饰着螺旋状的卷草纹、联珠纹和云朵等图案。

石椁西壁第一幅画面讲的是有一主神盘腿坐于莲花座之上，人们或坐或跪，认真听法。这是典型的佛教说法图像。石椁北壁第五幅刻画了一位老人坐于一山洞之中，下方数位飞天拯救落水者的故事。老人这个形象尚未有合理的解释，但飞天拯救落水者，与敦煌壁画中鹿王本生的故事有所相似，九色鹿拯救了落水者，最后得道成佛。水中怪兽根据笔者推测应是佛象与摩羯。

史君墓石椁东壁有两幅浮雕图像。在东壁的第一幅图像中，通过山脉和云朵的刻画，将图像自然地划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图像上部正中位置有一圆环，其中坐着一尊神像，他面容庄重，头戴宝冠，右手握三叉戟，高举于其项右侧，左手叉腰，腕上戴镯，他身穿一件圆领、窄袖的衣服，肩上披着帛子，下身穿着紧身的裤子，盘腿而坐，似佛教中的结跏趺坐。他的坐骑是三头牛，中间的牛是正面朝向，另两头牛则侧身分立两侧。史君墓石椁东壁最北边的图像也是一个手持三叉戟骑牛的神像，这些神像的标志性样貌特征均与佛教天神摩醯首罗类同，传递出祆教文化对摩醯首罗特征因素的认知与吸纳。[3]以上图像皆是此石椁受到佛教影响的佐证。

在图像研究外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根据孙福喜先生对史君墓墓志的考释，我们可以看到史君有三个儿子，名字分别为史毗沙、史维摩和史富□（缺失）。[4]从中可以看出长子和次子的名都为佛教神祇的名字，这一点也可以佐证史君虽然信奉祆教，但绝对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四、史君墓石椁四臂神身份考

笔者阅读了有关祆教的文献，从其中找寻这类四臂神的图像，但有关记载十分少，更多有关四臂的是祆神女神娜娜。之后又从四臂神的方向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了佛教中这类图像有一些，但也并不完全相同。最后考察到了水陆庵彩塑，发现了端倪，山墙底部“24神将”与四臂神的形象有所相似，但水陆庵是明代建成的，与北周相隔时间太过久远，世俗化太过严重。所以笔者顺着这条线索，往更靠近北周的朝代进行考察，发现了唐代镇墓天王俑在除四臂这一特征外有着极高的相似性。有学者有过相同的论述，赵晶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上发表的《北周史君墓“四臂守护神”图像的相关研究——兼谈与“天王俑”的关系》中说道：“‘四臂守护神与‘天王俑在造型上有诸多相似，应该是在造型上吸收的文化因素有相似的来源，即中国化的佛教文化因素。”笔者比较认同这种说法。2013年杨军凯在《北周史君墓“四臂神”研究》中将史君墓出现的四臂神分为两类：一类位于门楣和北壁的基座中间，呈蹲坐式；一类是位于石椁南壁，脚踏小鬼，具有守护、辟邪功能的四臂神。其结论是多臂神在祆教和佛教图像中均有出现，史君墓四臂神形象，应是源于印度和中亚多臂神的信仰，随着丝绸之路的传播，逐渐融合佛教和中原文化等因素形成的。[5]虽然之前学者都认为与佛教及天王有关，但对于四臂神具体对应佛教中的哪一尊神像或者哪一位天王，学术界尚无定论，笔者在此提出愚见。

（一）史君墓四臂神形象与祆神对比

墓主人是祆教信徒，但笔者认为四臂神的图像也并不单纯来自于粟特的祆教文化。祆教中的祆神与史君墓的四臂神从形象上来看，与之相似的也只有祆神“女神娜娜”的四臂的特征，反而从四臂神的图像上可以找到更多与佛教造像的相似之处。粟特地区处在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上，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粟特人多以经商为生。但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粟特地区也没有建立过统一的国家政权，一直依附于波斯、希腊、唐朝等政权，同时也造就了这一地区多民族、多宗教融合的文化现象。所以在祆教由粟特地區传入中国后，或在传播的路途中祆教与佛教进行进一步的融合也不无可能。

（二）史君墓四臂神与唐代天王俑对比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唐代天王俑的面部已经非常接近史君墓石椁四臂神（左）的面部形象，肩膀上的兽首吞肩也十分相似。而天王俑的原型是佛教四大天王。汉译佛经中有关于四大天王的描述，但只是其名称的考辨，涉及天王形象的都十分简洁。如三国孙吴时支谦所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四，根据记载，四大天王都被描绘为身着甲胄的形象，然而他们手中具体持有的物品并没有详细描述，唯一有关描述是提及北方的毗沙门天王手中执有一颗“焰光明珠”。史君墓四臂神（右）也是持珠状。

（三）史君墓四臂神形象与莫高窟天王像对比

对比敦煌莫高窟毗沙门天王立像（壁画）可以发现，天王双足脚踏小鬼双手的特征是相同的。推测四臂神有毗沙门天王的元素。但北凉昙无谶所译《金光明经》卷二“金光明经四天王品第六”记载：“尔时毗沙门天王、提头赖吒天王、毗留勒叉天王、毗留博叉天王俱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胡跪合掌。”这与《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中的记载又有所出入，身着甲胄与袈裟相互矛盾。

与莫高窟第285窟天王像对比来看，也有四臂天王形象的出现，这说明在北周之前的西魏已经有了四臂天王的先例，其上左手中指、无名指下握，其他三指张开来持三叉戟的手势与史君墓四臂神（右）的上左手相同，也证明了其持物为三叉戟。

（四）与其他墓葬对比

与史君墓时间相近的一些墓葬中也有石椁出现，在石门两侧也会有类似四臂神的形象出现，在此做出对比。陕西靖边翟曹明墓是北周时期的墓葬，其石门上刻有两个胡人武士的形象，手持三叉戟，护卫在墓门两侧。西安北郊出土的北周李诞墓石门的守卫，也是典型的护卫形象，手持长戟，立于石门两侧。与北周史君墓石椁南壁图像相同的点在于，三座墓葬都是北周时期墓葬，相隔时间较近避免了社会变化对下葬习俗的改变，其次都有门的出现，说明这两位武士或者天神形象的作用是为了守护墓主人的安宁。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在当时南北朝多国并立的混乱时期，有可能是佛经的传入、翻译，工匠的理解和供养人的要求不同，造就了图像与文献有所出入。

在这里归纳一下史君墓石椁四臂神的图像特征分别对应哪些已有的图像特征，以此来得出结论。上文说到面部特征与唐天王俑相似，肩膀上的兽首吞肩也十分相似。头发的火焰状向上与水陆庵神将极其相似。双足脚踏小鬼双手以及持珠状分别对应图像以及文献当中毗沙门天王的形象，敦煌莫高窟的北方毗沙门天王像呈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脚踩小鬼的形象，这也对应到了四臂神的图像上，成为具有北方毗沙门天王形象特征的有力证据。关于兽首吞肩，参考《从中亚“犬神”至中原“狻猊”——古代天王造像之“兽首吞臂”溯源与东传演变考》中的结论：其四臂的“犬首”应为祆教艺术中的“犬神”形象。[6]这种“犬首”作为服饰装饰在中原从未见过，为西域祆教神祇独有。这说明史君墓南壁四臂神也有祆教元素。其次对于右侧四臂神的獠牙状，笔者给出以下猜测：在史君墓石椁门楣与门框处以及其他墓葬也有类似的獠牙凶兽的形象，可能是北朝工匠表达凶狠这一形象的程式化同一的表现。

敦煌有一幅天王像绢画，头戴宝冠，身着甲胄，双手持棒，有一小鬼被踩于脚下，作托举状，但画像旁边却题字为“西方毗楼勒叉天王”。张小刚对此有如下看法：“Ch.lv.0046上的画像与榜题自相矛盾，毗楼勒叉守护南方，而西方广目天王为毗楼博叉，画像或榜题其中必有一誤。”[7]如果推测是正确的，那笔者认为史君墓四臂神（左侧）残缺部分可能为持棒，棒柄为还残留的兽面，而左侧四臂神的原型就很可能是南方毗楼勒叉天王。由此笔者认为史君是祆教信徒但同时也对佛教十分信奉，对于当时混乱的时局，他要求工匠结合祆教与佛教的神像来创造出这样的四臂神形象。这样一来，史君墓石椁南壁四臂神的身份也浮出水面，其原型是南方毗楼勒叉天王和北方毗沙门天王，加之供养人自己的要求以及工匠根据佛经的自由发挥。

总之，自汉朝以来的佛经译本，同一形象有不同的描述，对应的形象也不尽相同，这反映了在佛教传入的早期，佛经的翻译、造像的形象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程式，受佛经翻译、供养人需求以及工匠自由发挥的影响。将史君墓石椁南壁四臂神图像与其他图像对比得出结论：四臂神的原型可能是北方毗沙门天王和南方毗楼勒叉天王。但也并不完全是佛教天王的形象，其中也融入了墓主人的祆教文化，这也说明祆教与佛教两个不同的宗教在中原的融合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军凯．关于祆教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西安北周萨保史君墓[J]．文物天地，2003（11）：26-29.

[2] 乐仲迪．美秀美术馆所藏石棺床上粟特祆教女神：墓主线索新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69.

[3] 汤德伟，高人雄．祆教文化与摩醯首罗关系新探[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6（3）：33.

[4] 孙福喜．西安史君墓粟特文汉文双语题铭汉文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5：18-25.

[5] 杨军凯．北周史君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79.

[6] 程雅娟．从中亚“犬神”至中原“狻猊”：古代天王造像之“兽首吞臂”溯源与东传演变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5）：6-14.

[7] 张小刚．敦煌瑞像图中的于阗护国神王[J]．敦煌研究，200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