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晚年时期的作品，既建构了陶渊明心中的理想社会，又刻画了完美的隐士形象。本文以“渔人”为切入点，对先秦作品《庄子·渔父》《楚辞·渔父》中的“渔父”形象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其与陶渊明之间的潜在关系。最后，通过《桃花源记并诗》中的“渔人”形象洞悉陶渊明渴望百姓安居乐业的政治理想以及对于“桃花源居民”为代表的理想隐士的倾慕。作品中的“桃花源”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至真至乐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只有持守其真，才能追求到心灵的“桃花源”。

关键词：《庄子·渔父》；《楚辞·渔父》；渔人；《桃花源记并诗》；隐士

自宋代起，陶渊明诗文的价值逐渐被发现，陶渊明开始成为许多文人研究学习的对象。《桃花源记并诗》作为陶渊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陈寅恪就曾在《桃花源记旁证》中考证过桃花源的原型。近年来，学界对于“桃花源”的研究并未减少，但多集中于对其“乌托邦式”空想的探讨。本文从“渔人”意象入手，深入挖掘陶渊明内在的人生追求，了解其建构的至真至乐的“桃花源”。

一、《庄子·渔父》《楚辞·渔父》中“渔父”形象

综观历史可知，“渔人”意象成形于《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这两篇作品篇名相似，都塑造了不拘于俗的隐者形象，但“渔父”形象有其共同点也各有独特之处，蕴含着不同的意蕴。

《庄子·渔父》《楚辞·渔父》的共同点在于，两篇作品中出现的“渔父”来历踪迹皆不可知，充满神秘感。《庄子·渔父》中孔子在缁帷树林里弹琴吟唱，曲未奏完，“渔父”出现，文中并未写“渔父”从何处来，“渔父”离去的踪迹更是无法探寻，只飘然消失在芦苇间，让孔子与其之间的谈话如同大梦一场。同样，《楚辞·渔父》中屈原因遭谗言被放逐而满腔愤懑，在沅江边徘徊，“渔父”出现与屈原交谈。其中并未交代“渔父”本人的任何情况，也未描写其从何而来。“渔父”只留下自己的忠告就飘然离去，其踪迹同样不可探寻。《宋书·隐逸传序》曰：“夫隐之为言，迹不外见，道不可知之谓也。”[1]他们安于平静自在的生活，逃避世俗的束缚，追求心灵上的自由。

《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中的“渔父”形象也有其不同点。《庄子·渔父》主要写了孔子和渔父的对话且倾向于对孔子的批评。“渔父”主要着眼于对孔子“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2]的行为进行批评。从更深层次来说，这是对儒家礼乐制度的批驳。《论语·微子》篇中就曾出现“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一批隐士批评孔子积极干预世事的态度。由此可见，当时的隐士反对孔子干预世事。据先辈学者考据，《庄子·渔父》与《楚辞·渔父》皆产生于战国时期，不过《庄子·渔父》略早于《楚辞·渔父》。[3]战国时期，诸侯争相诛伐、礼崩乐坏、民不聊生，这造就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各家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学说，以求应对乱世带给人们在生存、思想、选择上的种种压力。《论语·泰伯》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以天下有无道为标准，来选择处世方法。[4]它强调在乱世之中应该选择合适的处世之道，这样才能保全性命，同时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纯洁。《庄子·渔父》中孔子于乱世中积极地“擅饰礼乐”[5]，渴望对乱世有所帮助。“渔父”则认为当“法天贵真，不拘于俗”[6]，以及世事当以“天子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7]，主张维护心灵的真实自在，不为世俗外物束缚。孔子推崇的礼乐制度是以约束人的天性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这与“渔父”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因此，“渔父”劝导孔子要不拘于俗、返璞归真。这是对个体心灵自由的关怀。在乱世，儒家强调暂时退避保全自身，而“渔父”推崇脱离世俗，保持人格的独立，得到心灵自由。总而言之，在孔子与“渔父”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孔子这一形象只用以凸显以“渔父”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对儒家礼乐制度“以危其真”的批判。但更深层次，它表露出了以“渔父”为代表的隐士在乱世中为追求心灵的纯净而作出避世保生的选择。

《楚辞·渔父》中“渔父”形象也有其独特之处。《庄子·渔父》中“渔父”对“天下无道”选择归隐，以求避世保生，保全心灵上的澄澈。而《楚辞·渔父》中“渔父”则选择在浊世中浮沉，放弃追求情操的纯洁，愿意与世相争，从而得到生存空间乃至名利。可以说，对于《楚辞·渔父》中的“渔父”而言，名利等物质的追求高于对内在节操与心灵自由的追求。相比之下，屈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8]更凸显出其对于自由乃至节操的追求之高。屈原在乱世中遭遇奸佞诽谤、君主相疑，却决绝地与黑暗的现实斗争，追求心灵的澄澈与自由，表达了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他的这种精神被后世文人大力歌颂，鼓舞着处于黑暗现实世界的人们与污浊作斗争，保持高尚的情操。

二、陶渊明人生选择与《庄子·渔父》《楚辞·渔父》的

联系

陶渊明一生坎坷，在他四十二岁归隐故里之前，曾四次出仕，均不顺利，最终无奈辞官。这不平凡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不同的人生体验，使他创作了大量诗歌，其中的山水田园诗最为著名。南朝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自归隐后创作了许多诗歌表现自己的志趣与人生追求。他在《咏贫士七首》之一写道：“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9]表达了自己固穷守洁的人生追求。他在隐居时创作了关于回归田园的组诗《归园田居五首》，里面有大量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的描寫，表达了其回归自然的欣喜和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在陶渊明诗中也有许多对于人生的感慨，如《饮酒二十首并序》之一言：“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10]陶渊明也在他的诗文中多次表现对先贤、隐士的追慕。《饮酒二十首并序》中还写道“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11]，表现了“邵生”“黄绮”“张长工”“杨仲理”等隐居之人超然世外的高洁品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描写了收获早稻的场景：“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12]写出了陶渊明对于农户辛苦耕收的同情，同时借隐耕之士“长沮、桀溺”来表达自己归隐田园的决心和安贫乐道的高洁情操。陶渊明在诗文中追慕的隐者与《庄子·渔父》中的“渔父”都是在乱世之中，不为世俗名利所诱，坚持高尚操守和君子固穷守洁的精神的贤士形象。面对西晋末年的乱世，陶渊明同样也选择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决意离开官场，从此归隐田园。

而同时代的魏晋士子，面对混乱的社会，他们无力改变，选择放纵自我，逃避现实。当时名士多主张特立独行，不受礼法的桎梏，回归自然，追求“真正”的名士风流，因此，出现了一大批模仿阮籍追求放达的文人，如王澄、谢万、王忱等人。《世说新语》中《任诞》《简傲》篇中就记载了王澄脱衣取鹊、殷羡不致书邮等故事。他们以放达为由耽于享乐，失去了阮籍等人批判社会的精神，造成当时社会的道德沦丧、风气污浊。魏晋时期的名士不加节制地放纵，与《楚辞·渔父》中渔父主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13]，不固守其真而能够随世俗变化的观念相合。与此同时，在整个社会充斥着虚伪、放纵的风气之时，陶渊明却以其率真自然归隐于田园的行为屹立于世。《朱子语类》中朱熹评价陶渊明：“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14]陶渊明与时人不加节制地放纵自我以求回归自然的行为不同，他以简朴的生活、精神上的自由、人格上的独立、清高的气节，追求回归自然，《楚辞·渔父》中屈原宁可葬身鱼腹之中，以求“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15]的操守成了陶渊明学习的对象。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并序》之一中写道：“‘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16]面对和“渔父”相似的劝告，陶渊明坚定地拒绝了田父的劝说，决意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三、《桃花源记并诗》中渔人意象独特的意义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在面对晋朝社会岌岌可危的情况时，描写的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作品以“渔人”为线索，随着“渔人”的行踪，展开对理想中“桃花源”的追述。文章开端交代了“渔人”的籍贯与职业，“武陵人捕鱼为业”，这与《庄子·渔父》《楚辞·渔父》中的不知来历与踪迹的“渔父”形象有所不同。《桃花源记并诗》中“渔人”形象有所发展，更贴近现实生活，与虚幻的“桃花源”相融合，给人一种似真似幻之感。

《桃花源记并诗》中描绘的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生活。宁静祥和的居住环境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17]极其相似。由此可知“桃花源”是从陶渊明真实的所见所感中生发出来的。“渔人”到达“桃花源”，受到了桃源居民热情的款待，桃源居民“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而在现实中，陶渊明也常在生活困窘之时，受到亲朋好友的接济，《五柳先生传》就写道陶渊明“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起所以，或置酒而招之”[18]。甚至陶渊明晚年贫病交加之时，常食不果腹，不得不窘迫地到亲友家乞食，“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19]。陶渊明亲身的经历，使得他在理想中的桃花源对其淳樸的民风有所渴求与展现。“桃花源”从始至终没有提到任何封建政府机构，桃源居民的生活完全是自治，没有任何强权参与治理的，这似乎是对政治的一种退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反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愤然离开官场，绝意仕途，隐居田园。隐士脱离世俗本质上也是对现有社会政治不满的一种宣泄，现实经历让陶渊明体会到官场政治倾轧的血腥与残酷。因此，在构建理想社会——“桃花源”时，就去掉了黑暗的政治，只留下了自然和谐、安居乐业的百姓自治。

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并诗》中对于“渔人”误入“桃花源”与“渔人”再寻“桃花源”不得的故事情节的设定令人深思。“渔人”对于“桃花源”的探寻，正如陶渊明对于“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士的追慕。“桃花源”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正可谓至乐至美，而儒家也追求“乐”——颜回之乐。陶渊明在“桃花源”中所追求的“乐”，正是在儒家情怀下的“乐”。作品中“渔人”是以借助政府力量的方式且以追逐名利为目的去寻找“桃花源”，最终失去了“桃花源”。“渔人”误入“桃花源”时，“渔人”正如《庄子·渔父》中“渔父”一样心无所求、持守其真，故而能找到“桃花源”。      

四、结 语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性作品，寄托了其对“桃花源”式理想社会的向往。“桃花源”是虚拟的，但将陶渊明所见所闻的现实社会投射其中，借“渔人”意象予以表达想要追求心灵的“桃花源”。

参考文献

[1] 潘磊．《宋书·隐逸传》的隐逸观与陶渊明形象的经典化[J]．北京社会科学，2019（5）：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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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建荣．渔父的隐逸与完形[J]．美与时代（下），2018（1）：55-58.

[5] 同[2].

[6] 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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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逸，黄灵庚．楚辞章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71-175.

[9]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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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胡建升．魏晋风度与中国文化基因[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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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9].

[18] 同[9].

[19] 同[9].